Sreeram Chaulia撰文/书名：《日本崛起：日本实力和目标重现》（Japan Rising: The Resurgence of Japanese Power and Purpose）作者：肯尼斯．派尔（Kenneth Pyle）
自19世纪中叶以降，日本的国家政策经歷了数次大幅度的摆动：从闭关锁国，到急切借鉴其他文化；从天皇崇拜，到民主体制；从军国主义，到和平主义。它最新的一次转变是，从消极被动的外交政策，变為争取主动的战略角力。这些转变通常是突然、快速的，而不是累进、缓慢演化的。
在今日亚洲和世界政治存在不确定性之际，解读日本令人困惑的行為模式是非常有意思的。美国歷史学家派尔（Kenneth Pyle）在《日本崛起：日本实力和目标重现》中提出了一种解释。此书的中心论点是，日本善於适应国际体系的变化，其制度和政策都被调整到适应外部环境的程度。它对国际秩序的新构造异乎寻常地敏感，并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它们，这是因為封建时代保守精英的机会主义传统，他们瞭解外部威胁的轻重缓急。
西元7世纪日本首次出现统一朝代，而那是被扩张性的唐朝和敌对性的朝鲜半岛催生的。现代的明治维新，也是源於对外部威胁的反应，其基本特徵是快速吸纳西方列强的制度和文化。派尔评论说，“在亚洲各民族中，只有日本快速适应了帝国主义体系的準则、原则和习俗。”（第75页）
冒著丧失其文化身份的风险，明治维新时的日本想要“逃离亚洲”，不想跟该地区的“坏伙伴”為伍。当时国际体系的竞争动态，和对西方炮舰文化的模仿，是明治时代日本帝国主义的两大动力。
一次大战后，“华盛顿条约体系”缔造了一种新的地区秩序，日本很勉强地接受了民主原则，并克制住对中国的侵略行為。由於对国际政治先天的现实主义看法，日本在1918年后，曾一度努力适应威尔逊式（Wilsonian）的自由世界。在1930年代，当法西斯主义似乎代表著未来潮流时，日本按照德国模式重新调整了国内的制度，并开始进行残酷的大陆扩张政策。
从1945－1988年，日本对冷战体系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反应，这就是眾所周知的吉田主义（Yoshida Doctrine）。这是一种依赖美国的安全保证、专心发展经济的战略。其倡导者意识到，美苏在战后秩序方面的争端，也许可為日本所用。他们将日本的防务开支，保持在GDP的1％以下。日本保守派精英的和平主义，是实用的、自私的，因為他们从与美国的军事合作中，获取了最大限度的好处。
在吉田主义的经济高速发展期间，日本支配亚洲的野心并未消失。用一位主要的规划者的话来说，“商业外装下的科学技术和战斗精神，将是我们的地下军队。”（第233页）。政府的经济学家鼓吹发动他们称之為“经济高速增长的第二场‘总体战’”（第247页）。
日本寻求通过经济现实主义，在它的领导下重塑亚洲集团。之前（二战期间），它曾试图使用军事力量这样做。為达此目的，它一方面利用二战后自由派的自由贸易机制，获取好处，同时也诉诸了非自由派的“新重商主义”手段。它在成功利用出口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精心保护国内工业，免受进口產品的竞争。
二战前日本，相对欠缺工业经济。从1950年代中开始的经济飞跃，是国家动机和决心的结晶。明治时代的阶级变革（以基於能力的竞争伦理取代世袭的社会阶级），还有以天皇制為中心的民族主义，以及国家制定的“思想方针”，所有这些都是為确保“一切服务於国家的伟大”（第123页）。
在冷战秩序结束后，容易预测揣摸的两极国际体系宣告瓦解，这使日本决策机制瘫痪了，同时也开啟了日本的经济停滞时代。派尔重申说，“国际体系发生板块运动时，日本也陷於迷茫和停滞状态，两者同时出现并非偶然。”（第284页）
美国的不满和来自北韩的威胁，迫使日本在1990年代批准了新的安全措施，这预示著日本进入军事主动时代。它对精準导向火炮、导弹防御系统和远程空运能力的新兴趣，说明了它“迫切需要结束长期以来对军力的限制”（第367页）。
150年来，日本习惯於一个它可随心所欲支配的、虚弱和被动的亚洲。然而，时至今日，地区秩序显然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派尔说，“对於充满活力、有竞争性的新亚洲，日本还完全没有心理準备去应对”（第300页）。中国的发展，尤其令日本的战略家担心。
随著国民对中国行动日益敌对，以及年青一代政治家的出现，日本不再像以前那样顺从中国的需要。在顺从中国数十年后，“日本準备在许多问题上对抗压力。”（第373页）。
领土争端、能源竞争、中国对日本“入常”的抵制、以及让日本道歉的要求等，这些都给双边关係蒙上了阴影。中国日益增长的军力，正式成為日本“关注的问题”。日本正在不客气地削减数十年来对中国的大规模经济援助。派尔指出，新日本将会不顾中国的反对，修改其宪法中的和平主义部分。
如何应对中国復兴，是对美日联盟有效性的一次考验。日本对美中关係的友好保持警惕，这是复杂三角关係中的一部分。中国时常搬出太平洋战争歷史，让日本处於辩护的位置。而要是朝鲜半岛统一，不论它会偏向於中国，还是在北京和东京之间保持中立，都会使日本未来的战略地位复杂化。日本期望的理想状态是，“统一后的朝鲜半岛对东京和华盛顿友好”（第342页）。
派尔从日本歷史中，总结出其国家风格的六大持久特徵。
一、 专注於权力最大化，并视之為在世界求生存的一个条件。日本总是与上升中的主导大国结盟，其先后结盟对象有英国、德国和美国。
二、 日本是个讲求实用的国家，没有伟大的普世价值或乌托邦理想。日本保守的上层领导人排斥理论方法。
三、 这点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日本擅於适应国际条件，以弥补其脆弱性。它的统治者总是解读全球“时代潮流”（时势）：不是為了要改变它，而是顺著它，并让它服务於自己的国家利益。
四、 现代日本总是通过各种方法，寻求地区自主权或霸权。例如，能源供应多样化和限制外国直接投资等政策，都是為了防止其经济对外部形成依赖性。
五、 日本最善长模仿大国的成功做法。先是模仿现代之前的中国，后来是西方。这是因為日本没有“阻碍它学习其他文明的文化和宗教孤芳自赏障碍”（第59页）。
六、 最后是一个正在再度浮现的特徵，就是热衷於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声望。这深深源自其在乎尊严的武士道文化，以及民族主义。在世界上的等级和地位，对日本人的认同和目的是必不可少的。
儘管有些日本精英呼吁，用自產的战略思想看待世界，但派尔指出，日本“更有可能模仿现存的国际体系”（第353页）。不管日本新一代如何蠢蠢欲动，但日本的民族目标仍是随国际环境变化而改变，而不是自己拿出塑造世界秩序的新理念。
这意味著，日本从来都不可能是真正的霸权──它没能力向其他国家或多边组织传播其价值观和制度。看来，它註定会继续当一个谨慎的适应性大国，从国际体系中获取的较多，而给予的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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