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二十九年前，我十七岁的时候，最初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里见到李叔同先生，即后来的弘一法师。那时我是预科生，他是我们的音乐教师。我们上他的音乐课时，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严肃。摇过预备铃，我们走向音乐教室，推进门去，先吃一惊：李先生早已端坐在讲台上。以为先生总要迟到而嘴里随便唱着、喊着、或笑着、骂着而推进门去的同学，吃惊更是不小。他们的唱声、喊声、笑声、骂声以门槛为界限而忽然消灭。接着是低着头，红着脸，去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偷偷地抑起头来看看，看见李先生的高高的瘦削的上半身穿着整洁的黑布马褂，露出在讲桌上，宽广得可以走马的前额，细长的凤眼，隆正的鼻梁，形成威严的表情。扁平而阔的嘴唇两端常有深涡，显示和爱的表情。这副相貌，用 “温而厉”三个字来描写，大概差不多了。讲桌上放着点名簿、讲义，以及他的教课笔记簿、粉笔。钢琴衣解开着，琴盖开着，谱表摆着，琴头上又放着一只时表，闪闪的金光直射到我们的眼中。黑板（是上下两块可以推动的）上早已清楚地写好本课内所应写的东西（两块都写好，上块盖着下块，用下块时把上块推开）。在这样布置的讲台上，李先生端坐着。坐到上课铃响出（后来我们知道他这脾气，上音乐课必早到。故上课铃响时，同学早已到齐），他站起身来，深深地一鞠躬，课就开始了。
这样地上课，空气严肃得很。有一个人上音乐课时不唱歌而看别的书，有一个人上音乐时吐痰在地板上，以为李先生不看见的，其实他都知道。但他不立刻责备，等到下课后，他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郑重地说：“某某等一等出去。”于是这位某某同学只得站着。等到别的同学都出去了，他又用轻而严肃的声音向这某某同学和气地说：“下次上课时不要看别的书。”或者：“下次痰不要吐在地板上。”说过之后他微微一鞠躬，表示“你出去罢。”出来的人大都脸上发红。又有一次下音乐课，最后出去的人无心把门一拉，碰得太重，发出很大的声音。他走了数十步之后，李先生走出门来，满面和气地叫他转来。等他到了，李先生又叫他进教室来。进了教室，李先生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向他和气地说：“下次走出教室，轻轻地关门。”就对他一鞠躬，送他出门，自己轻轻地把门关了。
最不易忘却的，是有一次上弹琴课的时候。我们是师范生，每人都要学弹琴，全校有五六十架风琴及两架钢琴。风琴每室两架，给学生练习用；钢琴一架放在唱歌教室里，一架放在弹琴教室里。上弹琴课时，十数人为一组，环立在琴旁，看李先生范奏。有一次正在范奏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放一个屁，没有声音，却是很臭。钢琴及李先生十数同学全部沉浸在亚莫尼亚气体中。同学大都掩鼻或发出讨厌的声音。李先生眉头一皱，管自弹琴（我想他一定屏息着）。弹到后来，亚莫尼亚气散光了，他的眉头方才舒展。教完以后，下课铃响了。李先生立起来一鞠躬，表示散课。散课以后，同学还未出门，李先生又郑重地宣告：“大家等一等去，还有一句话。”大家又肃立了。李先生又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和气地说：“以后放屁，到门外去，不要放在室内。”接着又一鞠躬，表示叫我们出去。同学都忍着笑，一出门来，大家快跑，跑到远处去大笑一顿。
李先生用这样的态度来教我们音乐，因此我们上音乐课时，觉得比上其他一切课更严肃。同时对于音乐教师李叔同先生，比对其他教师更敬仰。那时的学校，首重的是所谓“英、国、算”，即英文、国文和算学。在别的学校里，这三门功课的教师最有权威；而在我们这师范学校里，音乐教师最有权威，因为他是李叔同先生的原故。李叔同先生为甚么能有这种权威呢？不仅为了他学问好，不仅为了他音乐好，主要的还是为了他态度认真。李先生一生的最大特点是“认真”。他对于一件事，不做则已，要做就 非做得彻底不可。
他出身于富裕之家，他的父亲是天津有名的银行家。他是第五位姨太太所生。他父亲生他时，年已七十二岁。他堕地后就遭父丧，又逢家庭之变，青年时就陪了他的生母南迁上海。在上海南洋公学读书奉母时，他是一个翩翩公子。当时上海文坛有著名的沪学会，李先生应沪学会征文，名字屡列第一。从此他就为沪上名人所器重，而交游日广，终以“才子”驰名于当时的上海。所以后来他母亲死了，他赴日本留学的时候，作一首《金缕曲》，词曰： “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株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漾情不断淞波溜。恨年年絮飘萍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西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读这首词，可想见他当时豪气满胸，爱国热情炽盛。
他出家时把过去的照片统统送我，我曾在照片中看见过当时在上海的他：丝绒碗帽，正中缀一方白玉，曲襟背心，花缎袍子，后面挂着胖辫子，底下缎带扎脚管，双梁厚底鞋子，头抬得很高，英俊之气，流露于眉目间。真是当时上海一等的翩翩公子。 这是最初表示他的特性：凡事认真。他立意要做翩翩公子，就彻底地做一个翩翩公子。
后来他到日本，看见明治维新的文化，就渴慕西洋文明。他立刻放弃了翩翩公子的态度，改做一个留学生。他入东京美术学校，同时又入音乐学校。这些学校都是模仿西洋的，所教的都是西洋画和西洋音乐。李先生在南洋公学时英文学得很好；到了日本，就买了许多西洋文学书。他出家时曾送我一部残缺的原本《莎士比亚全集》，他对我说：“这书我从前细读过，有许多笔记在上面，虽然不全，也是纪念物。”由此可想见他在日本时，对于西洋艺术全面进攻，绘画、音乐、文学、戏剧都研究。后来他在日本创办春柳剧社，纠集留学同志，并演当时西洋著名的悲剧《茶花女》（小仲马著）。他自己把腰束小，扮作茶花女，粉墨登场。这照片，他出家时也送给我，一向归我保藏；直到抗战时为兵火所毁。现在我还记得这照片：卷发，白的上衣，白的长裙拖着地面，腰身小到一把，两手举起托着后头，头向右歪侧，眉峰紧蹙，眼波斜睇，正是茶花女自伤命薄的神情。另外还有许多演剧的照片，不可胜记。这春柳剧社后来迂回中国，李先生就脱出，由另一班人去办，便是中国最初的“话剧”社。由此可以想见，李先生在日本时，是彻头彻尾的一个留学生。我见过他当时的照片：高帽子、硬领、硬袖、燕尾服、史的克、尖头皮鞋，加之长身、高鼻，没有脚的眼镜夹在鼻梁上，竟活象一个西洋人。这是第二次表示他的特性：凡 事认真。学一样，象一样。要做留学生，就彻底地做一个留学生。
他回国后，在上海太平洋报社当编辑。不久，就被南京高等师范请去教图画、音乐。后来又应杭州师范之聘，同时兼任两个学校的课，每月中半个月住南京，半个月住杭州。两校都请助教，他不在时由助教代课。我就是杭州师范的学生。这时候，李先生已由留学生变为“教师”。这一变，变得真彻底：漂亮的洋装不穿了，却换上灰色粗布袍子、黑布马褂、布底鞋子。金丝边眼镜也换了黑的钢丝边眼镜。他是一个修养很深的美术家，所以对于仪表很讲究。虽然布衣，却很称身，常常整洁。他穿布衣，全无穷相，而另具一种朴素的美。你可想见，他是扮过茶花女的，身材生得非常窈窕。穿了布衣，仍是一个美男子。“淡妆浓沫总相宜”，这诗句原是描写西子的，但拿来形容我们的李先生的仪表，也很适用。今人侈谈“生活艺术化”，大都好奇立异，非艺术的。李先生的服装，才真可称为生活的艺术化。他一时代的服装，表出着一时代的思想与生活。各时代的思想与生活判然不同，各时代的服装也判然不同。布衣布鞋的李先生，与洋装时代的李先生、 曲襟背心时代的李先生，判若三人。这是第三次表示他的特性：认真。
我二年级时，图画归李先生教。他教我们木炭石膏模型写生。同学一向描惯临画，起初无从着手。四十余人中，竟没有一个人描得象样的。后来他范画给我们看。画毕把范画揭在黑板上。同学们大都看着黑板临攀。只有我和少数同学，依他的方法从石膏模型写生。我对于写生，从这时候开始发生兴味。我到此时，恍然大悟：那些粉本原是别人看了实物而写生出来的。我们也应该直接从实物写生入手，何必临摹他人，依样画葫庐呢？于是我的画进步起来。此后李先生与我接近的机会更多。因为我常去请他教画，又教日本文，以后的李先生的生活，我所知道的较为详细。他本来常读性理的书，后来忽然信了道教，案头常常放着道藏。那时我还是一个毛头青年，谈不到宗教。李先生除绘事外，并不对我谈道。但我发见他的生活日渐收敛起来，仿佛一个人就要动身赴远方时的模样。他常把自己不用的东西送给我。他的朋友日本画家大野隆德、河合新藏、三宅克己等到西湖来写生时，他带了我去请他们吃一次饭，以后就把这些日本人交给我，叫我引导他们（我当时已能讲普通应酬的日本话） 。他自己就关起房门来研究道学。有一天，他决定入大慈山去断食，我有课事，不能陪去，由校工闻玉陪去。数日之后，我去望他。见他躺在床上，面容消瘦，但精神很好，对我讲话，同平时差不多。他断食共十七日，由闻玉扶起来，摄一个影，影片上端由闻玉题字：“李息翁先生断食后之像，侍子闻玉题。”这照片后来制成明信片分送朋友。像的下面用铅字排印着：“某年月日，入大慈山断食十七日，身心灵化，欢乐康强——欣欣道人记。”李先生这时候已由“教师”一变而为“道人”了。
学道就断食十七日，也是他凡事“认真”的表示。但他学道的时候很短。断食以后，不久他就学佛。他自己对我说，他的学佛是受马一浮先生指示的。出家前数日，他同我到西湖玉泉去看一位程中和先生。这程先生原来是当军人的，现在退伍，住在玉泉，正想出家为僧。李先生同他谈得很久。此后不久，我陪大野隆德到玉泉去投宿，看见一个和尚坐着，正是这位程先生。我想称他“程先生”，觉得不合。想称他法师，又不知道他的法名（后来知道是弘伞）。一时周章得很。我回去对李先生讲了，李先生告诉我，他不久也要出家为僧，就做弘伞的师弟。我愕然不知所对。过了几天，他果然辞职，要去出家。出家的前晚，他叫我和同学叶天瑞、李增庸三人到他的房间里，把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送给我们三人。第二天，我们三人送他到虎跑。我们回来分得了他的“遗产”，再去望他时，他已光着头皮，穿着僧衣，俨然一位清癯的法师了。我从此改口，称他为“法师”。法师的僧腊二十四年。这二十四年中，我颠沛流离，他一贯到底，而且修行功夫愈进愈深。当初修净土宗，后来又修律宗。律宗是讲究戒律的，一举一动，都有规律，严肃认真之极。这是佛门中最难修的一宗。数百年来，传统断绝，直到弘一法师方才复兴，所以佛门中称他为“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他的生活非常认真。举一例说：有一次我寄一卷宣纸去，请弘一法师写佛号。宣纸多了些，他就来信问我，余多的宣纸如何处置？又有一次，我寄回件邮票去，多了几分。他把多的几分寄还我。以后我寄纸或邮票，就预先声明：余多的送与法师。有一次他到我家。我请他藤椅子里坐。他把藤椅子轻轻摇动，然后慢慢地坐下去。起先我不敢问。后来看他每次都如此，我就启问。法师回答我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 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读者听到这话，也许要笑。但这正是做人极度认真的表示。
如上所述，弘一法师由翩翩公子一变而为留学生，又变而为教师，三变而为道人，四变而为和尚。每做一种人，都做得十分象样。好比全能的优伶：起青衣象个青衣，起老生象个老生，起大面又象个大面……都是“认真”的原故。现在弘一法师在福建泉州圆寂了。噩耗传到贵州遵义的时候，我正在束装，将迁居重庆。我发愿到重庆后替法师画像一百帧，分送各地信善，刻石供养。现在画像已经如愿了。
我和李先生在世间的师弟尘缘已经结束，然而他的遗训——认真——永远铭刻在我心头。
一九四三年四月，弘一法师圆寂后一百六十七日，作于四川五通桥客寓
下附一篇无意从网上搜得的文章：
半为艺术，半为佛：弘一法师李叔同的传奇人生
作者：史飞翔
弘一法师李叔同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极富传奇色彩而又颇有争议的人物。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才华横溢、学贯中西，也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凭借其生前超常的智慧给世人以无限的思索和追仰。研究他的一生对于了解上个世纪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具有重要意义。
李叔同，本名李文涛，叔同为其字，弘一是其出家后的法号。生于清光绪六年（１８８０年），卒于１９４２年秋，浙江平息人。作为“二十文章惊海内”的大师，李叔同集诗、词、书画、篆刻、音乐、戏剧、文学等于一身。他在多个领域，都首开中华灿烂文化艺术之先河。他是第一个向中国传播西方音乐的先驱者，其所创作的《送别歌》历经几十年传唱经久不衰。他是中国一个开创裸体写生的教师。另外，他还是中国话剧的鼻祖。用他的弟子丰子恺的话说：“文艺的园地，差不多被他走遍了。”
除去童年时期（据说，李叔同天生聪慧，7岁攻读《文选》，即能“琅琅成诵”，8岁从其乳母背诵《名贤集》格言：“高头白马万两金，不是亲来强求亲，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不但能背诵如流，而且能通晓其义。），李叔同的一生大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5岁到26岁（1894-1905）这十年，包括他在天津求学，到上海参加“城南文社”，考入南洋公学等求知历程。这是他比较系统接受儒学经典，吸纳“新学”，全方位开发智慧的十年。用丰子恺的话说，就是他充分享受物质生活的十年。这一时期他写下了大量忧国忧民，充满入世精神，甚至带有偾世嫉俗激进色彩的诗文。如写于１９０１年的《辛丑北征泪墨》，五律《透风愁不成寐》等。这一时期的李叔同积极用世，奋发有为。
公元１９０５年，李叔同的生母王夫人在上海病逝。李叔同认为自己的“幸福时期已过”，于是东渡日本留学，开始了他人生第二阶段的追求。这一阶段包括他在日本东京留学六年，回国后在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七年，即从２６岁到３９岁（１９０５－１９１８）的１３年间。这是他生命最辉煌的时期，也是他艺术创造的颠峰时期。他的许多的艺术作品，无论诗歌、音乐、美术、书法还是金石等大都创作于此时。在日本留学时，他接受了西方写实主义绘画教育。在审美思维和人生追求上他渐趋务实，一扫过去以“修身、齐家”为目标的“以学致仕”的儒学体系，逐渐确立了“以美淑世”、“经世致用”的教育救国的理想取向。这一时期是李叔同在艺术上突飞猛进的一个阶段。
１９１８年８月１９日，李叔同突然抛弃俗世功名，离开娇妻爱子前往杭州虎跑寺削发为僧，时年３９岁。从此进入了他人生的第三个阶段。出家后的李叔同，断绝尘缘，超然物外，耳闻晨钟暮鼓，心修律宗禅理，完全过起了一种闲云野鹤似的宗教生活。２４年后，也就是距他６３岁生日还差１０天的时候，李叔同安详圆寂于福建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坐化后，遗骸分在泉州清源山弥陀岩和杭州虎跑寺两处建舍利塔，供僧俗瞻仰礼拜。李叔同临终前书“悲欣交集”四字以为绝笔。且预作遗书、遗偈数篇，于弥留之际分发示友。其偈云：“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廊而亡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李叔同一生６３年，在俗３９年，在佛２４年。其生其死都充满诗意和神秘色彩，仿佛一切都是事先已设计好了的，又仿佛是演完了一场人生大戏，在人们还没有品出韵味的时候，便匆匆卸装收场，留下遗憾万千。观其一生，半为艺术，半为佛。其一生光明磊落，潇洒飘逸，道德文章，高山仰止。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居士曾撰联一幅概括李叔同一生为：“深悲早现茶花女，胜愿终成苦行僧，无数奇珍供世眼，一轮明月照天心。”
李叔同一生最富传奇色彩的就是他在事业最为轰轰烈烈的时候却突然离家出走，遁入空门。李叔同有两个美丽的妻子，一个在中国，一个在日本。闻知李叔同出家，前往杭州哭成泪人，跪地恳求其还俗，但李叔同心意已决。关于李叔同为何要出家，文化界至今仍存有争议。这更体现他的一生变的如真如幻，扑朔迷离。今天笔者斗胆谈一点自己的浅见。
纵观李叔同的一生，我们不难看出李叔同一生都在求真、求善、求美，一生都在进行心灵和精神的探险。李叔同的文化知识结构，大抵上由三大块组成：一是儒文化，也就是传统文化。二是新学、或称民主文化。三是洋文化。这三种文化叠加一身，互相渗透、浸染、碰撞，构成了他文化结构的复杂性。这种特殊的文化心理，使他一开始就不像梁启超、蔡元培那样对文化建设有什么宏图大略，他更多的是注重人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关怀。笔者认为，李叔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传统的中国文人，即使是他后来出家当了和尚，也是一个“儒僧”。他前半生积极入世，追求艺术。心系苍生，胸存忧患，情牵社稷，意蕴国事。李叔同一生爱国，曾写下了《祖国颂》，《我的国》，《大中华》等主题鲜明、感情充沛的歌曲，不仅流行于当时，而且传留于后世。孙中山辛亥革命成功的时候，他亲谱一曲慷慨激昂的《满江红》，以志庆喜：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荆柯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骨。尽大江东去，余情环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山河，英雄造。（见《弘一法师年谱》第三十九页）。由这些诗作我们可以看出李叔同是积极的、昂扬的、向上的。然，他所生活的二十世纪上半叶却是国家动荡，内忧外患。对于个人而言人生最大的局限便是不能选择他所出生的时代，李叔同皆然。他在“理想”碰壁之后，便开始消极避世。这由他的诗句：“将军已老圆圆死，都在书生倦眼中。”便可以看出。既然他在现实中无法“直立”因而便退到艺术和宗教的殿堂。不光李书同，几乎所有中国的失志文人都是这样。李叔同的出家更能说明他是一个文人。最是文人不自由。历史上类似于李叔同的不乏其人，刘勰、屈大均、王国维……文化铸造心态。李叔同的殉道精神，一定程度上是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是一个旧时代的生动写照。
但，李叔同的出家并不同于一般和尚，因为他仍然是积极的。他虽然痴迷于宗教但一心向真、向善。他在出家后诸艺俱疏，唯有书法割舍不下。他将佛法禅心融入笔下，形成了清净似水、恬淡自如的独特个性。他所写的：“大慈念一切，慧光照十方”，但观诸法空无我等作品无不充满了智慧、忧思和悲悯。书法是心灵的迹化。出世后的李叔同说法传经，普渡芸芸众生。可谓用心至善。我曾看见过一张李叔同晚年的照片，他那慈祥、宽容、无所不包的面容写满了对尘世生灵的悲悯、爱和呵护。那完全是一张大师的面容。李叔同的出家绝不是一时的兴起，而恰恰是一辈子的追求。李叔同的人生之路，正是一条不断探索，不断思索；不断寻觅，不断扬弃；不断认识，不断升华……最后终归大彻大悟的哲人道路。李叔同的入室弟子丰子恺先生曾用自己对人生的理解来分析李叔同。丰子恺说：“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走上去的。弘一法师的‘人生欲’非常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的彻底。他早年对母尽孝，对妻子尽爱，安住在第一层楼中。中年专心研究学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便是迁居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二层楼，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毫不足怪的。”（“我与弘一法师”，见《李叔同——弘一法师纪念集》第１０６－１０７页；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０月出版）。可见，无论是早年的艺术还是晚年的宗教，从本质上讲李叔同都是在追求一种人生的理想境界。
一句话，李叔同是大师。而真正的大师无不具有爱和善的天性，无不具有博大、宽容、悲悯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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