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 九月 11, 2006
中国思想何去何从?
2006年的教师节发出此问。看来只有通读古今中外的伟大的哲学家才能做出一个比较全面的回答。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要集历史、政治、社会、语言、修身、科学等与一身，实在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虽然如此，自己仍愿抛砖引玉，浅谈一下自己目前的看法。哲学和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实大部分中国人一直坚持的是一种哲学，而非宗教。因为普遍意义上的宗教是有着教义、组织的。佛教在中国的影响可谓大矣，可是仅有僧侣和少数的人们才有着严格的教条，比如吃素等。普通老百姓则不然，相信的一种因果报应的哲学。
在毛先生(作为一个国人，这种说法似乎听起来很不习惯，但这是我认为比较贴切的称呼)去世以后，中国便面临缺少信仰的危机，尤其六四以后。全民意义上的哲学观对社会的稳定是相当重要的。从中国历史上的起义就可以看出端倪，从陈升吴广的张楚政权一直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我们都能看到宗教或者哲学的影子，哪怕是国民党共产党揭竿而起，也能看到哲学起到的作用。人毕竟是为生存和信仰而活。
不知是否因为马克思哲学是一种唯物论，当下国人相信的更多的则是物质。如果"金钱是硬道理"变成一个泱泱大国的哲学观，的确不是一件十分好的事情。中国现正处于往日西方工业革命的时期，当然还有电子革命数字革命等等冲击着今天的中国。一句话，中国正在现代化，正在告别几千年的农业国。在此背景下，此观念并非全是坏事，至少欣欣向上的精神还是可取的。但对物质的孜孜追求向来是商人的一条准则，并不能作为一种国策，当然国家也不希望这种局面。
我们先来看看希腊哲学和中国哲学产生分歧的一些背景。希腊处于海洋的包围之中，又拥有许多岛国，贸易成了必然，由此产生了众多的商人。人首先要生存，这第一条件决定了希腊重商的传统。如果某一岛或城市只能依靠一种或很少种物品进行交换时，势必形成岛邦或城邦。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是一种行会的性质，但时间长了，就形成了真正的城邦，拥有着一个独立国家所有的工具，而城邦的联合又势必形成了当今西方议会的原型。也就是说，古希腊文明形成的是种崇尚民主平等的哲学体系。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环境。中国自始至终是个大陆国，一直以来重农轻商，从士农工商的排位上可见一斑，农业是整个社会的保障，所以中国绝大多数人（我想，应该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没参考史料，还需查证）都是农民。农民最大的财产便是土地，完全被束缚在当地，根本无法离开祖祖辈辈留下的土地。祖祖辈辈被束缚在一个地方，家族概念自然会突显。在一个农业国儒家思想发扬光大自然也就不是偶然了。宗亲概念的强烈，从而形成了一个家邦的中国。父权的确立也是水到渠成了，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平等的思想自然很难产生了。在农业和家族居上的基础上，最重要的两种哲学道家和儒家就应运而生了。道家重自然，重人的本性；而儒家重修身，重人的后天。在这两种思想的影响下，入世出世就成了中国离不开的哲学。后来从印度引入的佛教也逃脱不出这个范围。也许是人天生的一种叛逆，也许是人对周遭环境的反应，也许是多重思想的左右，中国人总是在这几种哲学间跳来跳去，却总也跳不出这些框框。到了后来的内圣外王，将儒道释统一在一起，可是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而平等民主的思想似乎只出现在佛教中，但是也只有众佛平等，佛之下也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虽然如此，但从另一方面却表明，中国的哲学思想更适合于君王社会这种体制的长久，但并非某一个朝代。一个长久安定的王朝需要的并不仅仅是这种哲学，还需要永远合格的帝王，这好像是个不可能实现的条件。
冯友兰先生曾说，说西方侵略了中国并不确切，不如说现代化侵略了中世纪。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制度在西方坚船利炮中土崩瓦解了，继之而来的中华民国带来了三民主义，虽然是一种现代化的思想，但并不适应当时中国的国情。袁世凯的复辟折射出这两种思想的碰撞，但最终现代化胜利了。可民国在三十八年的生涯里始终在内忧外患中苦苦挣扎，一直没有翻过身来，但作为一个过渡体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也带来了现代化的思想，却和民国不同。这次是马克思哲学，而民国的是伏尔泰卢梭等人的哲学（不太确定，待考证）。这两种哲学分别在后来的两个超级大国苏美中得到了验证，似乎每一个都可行。
从1966到1976的文化大革命里中国传统思想得到了极大程度的颠覆，儒道释无一幸免。而后的年代里传统思想抬头，另外国际上思想对决也愈演愈烈，中国89年的六四风波多少都有中国思想以及两种西方思想斗争的影子。其后90年两德统一，91年苏联瓦解以及这段时期的东欧巨变，似乎都验证了现今美国思想的胜利。记得在评价苏联分化时有人说过，失败的是共产主义者，而非共产主义。谁是谁非已无人关注了，89后的中国人似乎一下子清醒过来了，“金钱至上”理论成了大多民众和众多政府职员的思想。贪污腐败在九十年代好像不再是杂草，反倒成了庄稼，经过悉心的栽培，逐渐茁壮成长。这是思想迷茫的体现，和美国六七十年代的摇滚的流行本质上没什么不同，只是形式上不同而已。十年后的99年，中国终于和美国达成了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协定，和其它国家的交流更加频繁。在愈来愈了解世界的同时，中国人逐渐找回了自我。不再像原来盲目的西化，为了西化而西化的年代也一去不复返了。
传统接受现代的挑战，如果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界的话，如今已有166个年头了。中国传统思想或者说传统哲学已经遍体鳞伤，顽强的抵抗，屈辱的臣服，奋勇孤立的再次建立，万众一心的再次推倒，······跌跌撞撞终于走到今日，虽然还没完全站稳，伤疤还未痊愈，但已经依稀看到未来稳健的步伐，毕竟最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
中国的思想走向何方？中西合璧。融入佛教以后，中国思想日渐成熟，但平等这一重要的思想始终没能融入，经过这一二百年，中国逐渐清醒，平等哲学是可以吸纳的。虽然还有很多很大的困难，但这一潮流是无法逆转的。内圣外王众生平等即是中国未来的方向。体制上多党执政，宗教上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尊，哲学上内圣外王众生平等，其实这是统一的。
中国何时才能走向自由民主呢？首先要搞清楚一个问题，自由民主是众多条件满足后的结果，并不是开放言论自由等就能做到的。春秋时期的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估计很多人还都记得，试问，齐王开放言论自由，等级制度依然非常严格的齐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吗？现今中国，提到县长市长省长等职位，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哦，当官的”。老百姓，当官的，为民请命，惩处贪官，这些词汇到处可见。可见平等民主并不深入人心。依旧是百姓，仍然是官员，报纸上还会写南巡。凡此种种，就是中国现状。当然这和政府部门行使功能有关，这种功能被整个中国称作权利。政府里的人不应该是公仆，更不应该是官员，仅仅是一个职位而已。大家都是平等的，哪来的高低贵贱。和打扫垃圾的工人，种地的农民，设计零件的白领一样，仅仅谋其职而已。在西方人们接触到的政府更像是服务业,而在中国的政府更像是古代的衙门。中国人需要的不是换了招牌的衙门，高楼大厦并不能说明就进入了现代。
中国政府现在面临很多的问题，都需要慢慢去解决。在短期内中国仍然需要专制，仍需要控制言论，但言论应逐渐放开，人政应该逐渐转为宪政。宪政的实施才能说明彻底摆脱了君王制的封建王朝。法律必须高于一切，但道德信仰等的建设必须同时跟上，西部的开发也势在必行。不能开发整个西部，也要在西部进行点的开发，面的开发，比如每个省会城市及周边地区。如果说当年只开发东部沿海和几个特区，是考虑地区上的优势和从国家安全角度考虑。那么现在国家安全这个顾虑可以去除了，东部开发并未引起动荡。东部沿海在往年的投入已经够大，在保持东部繁荣的基础上，现在西部一定要加大投资，事实并非一定是西部，而是穷困地区。投资一定要因地制宜，忌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还需避免过多的失败。说到急功近利，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定下长期的目标，在预期的时间内达到目标就是政绩，太多太少都要追究其责任，尤其是太多，中国有句古语叫做过犹不及就是说的这个道理。在西方某个工程提前完成简直不可思议，因为总有一些没有料到的问题会出现，而每天的任务已经安排满了，新问题还需要加班才能解决。但在中国提前三个月的工程比比皆是，提前一年的也不在少数。记得有个企业家说过，下班后，一律不许加班，除非他允许，否则浪费的电费谁来买单。正常的工作在正常时间内就该完成了，即使完成不了，最重要的事情肯定做完了，最紧急的不一定就是最重要的，很有可能恰恰是最不重要的。在管理学上也考虑到了这种区分。试想，如果经过专家组讨论过某一目标需要十年的时间而你只用了五年或者二十年这不是浮夸就是不尽力，还有一种可能，专家不合格。另外穷困地方思想也是需要注意的地方，否则送十头羊，全部宰吃了，根本达不到持续生养的目的。
上面插入了太多的闲话，但思想毕竟离不开国计民生。一切思想必须在个人生存的基础上才能谈论，否则都是胡扯。记得看《康熙大帝》，康熙和魏东亭躺在床上，康熙半问半答的说，东亭啊，你看我们像什么。我看是两条狗，我们为大清国看了一辈子的门啊。当今的社会，我们再也没必要高高在上，也没必要作劳累的狗，各司其职就是了。一个人杰地灵的法制国家，以良好制度为基石，灿烂的文化作底蕴，兼收天下适时的先进思想，何患散发不出动人的魅力呢？
在毛先生(作为一个国人，这种说法似乎听起来很不习惯，但这是我认为比较贴切的称呼)去世以后，中国便面临缺少信仰的危机，尤其六四以后。全民意义上的哲学观对社会的稳定是相当重要的。从中国历史上的起义就可以看出端倪，从陈升吴广的张楚政权一直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我们都能看到宗教或者哲学的影子，哪怕是国民党共产党揭竿而起，也能看到哲学起到的作用。人毕竟是为生存和信仰而活。
不知是否因为马克思哲学是一种唯物论，当下国人相信的更多的则是物质。如果"金钱是硬道理"变成一个泱泱大国的哲学观，的确不是一件十分好的事情。中国现正处于往日西方工业革命的时期，当然还有电子革命数字革命等等冲击着今天的中国。一句话，中国正在现代化，正在告别几千年的农业国。在此背景下，此观念并非全是坏事，至少欣欣向上的精神还是可取的。但对物质的孜孜追求向来是商人的一条准则，并不能作为一种国策，当然国家也不希望这种局面。
我们先来看看希腊哲学和中国哲学产生分歧的一些背景。希腊处于海洋的包围之中，又拥有许多岛国，贸易成了必然，由此产生了众多的商人。人首先要生存，这第一条件决定了希腊重商的传统。如果某一岛或城市只能依靠一种或很少种物品进行交换时，势必形成岛邦或城邦。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是一种行会的性质，但时间长了，就形成了真正的城邦，拥有着一个独立国家所有的工具，而城邦的联合又势必形成了当今西方议会的原型。也就是说，古希腊文明形成的是种崇尚民主平等的哲学体系。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环境。中国自始至终是个大陆国，一直以来重农轻商，从士农工商的排位上可见一斑，农业是整个社会的保障，所以中国绝大多数人（我想，应该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没参考史料，还需查证）都是农民。农民最大的财产便是土地，完全被束缚在当地，根本无法离开祖祖辈辈留下的土地。祖祖辈辈被束缚在一个地方，家族概念自然会突显。在一个农业国儒家思想发扬光大自然也就不是偶然了。宗亲概念的强烈，从而形成了一个家邦的中国。父权的确立也是水到渠成了，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平等的思想自然很难产生了。在农业和家族居上的基础上，最重要的两种哲学道家和儒家就应运而生了。道家重自然，重人的本性；而儒家重修身，重人的后天。在这两种思想的影响下，入世出世就成了中国离不开的哲学。后来从印度引入的佛教也逃脱不出这个范围。也许是人天生的一种叛逆，也许是人对周遭环境的反应，也许是多重思想的左右，中国人总是在这几种哲学间跳来跳去，却总也跳不出这些框框。到了后来的内圣外王，将儒道释统一在一起，可是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而平等民主的思想似乎只出现在佛教中，但是也只有众佛平等，佛之下也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虽然如此，但从另一方面却表明，中国的哲学思想更适合于君王社会这种体制的长久，但并非某一个朝代。一个长久安定的王朝需要的并不仅仅是这种哲学，还需要永远合格的帝王，这好像是个不可能实现的条件。
冯友兰先生曾说，说西方侵略了中国并不确切，不如说现代化侵略了中世纪。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制度在西方坚船利炮中土崩瓦解了，继之而来的中华民国带来了三民主义，虽然是一种现代化的思想，但并不适应当时中国的国情。袁世凯的复辟折射出这两种思想的碰撞，但最终现代化胜利了。可民国在三十八年的生涯里始终在内忧外患中苦苦挣扎，一直没有翻过身来，但作为一个过渡体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也带来了现代化的思想，却和民国不同。这次是马克思哲学，而民国的是伏尔泰卢梭等人的哲学（不太确定，待考证）。这两种哲学分别在后来的两个超级大国苏美中得到了验证，似乎每一个都可行。
从1966到1976的文化大革命里中国传统思想得到了极大程度的颠覆，儒道释无一幸免。而后的年代里传统思想抬头，另外国际上思想对决也愈演愈烈，中国89年的六四风波多少都有中国思想以及两种西方思想斗争的影子。其后90年两德统一，91年苏联瓦解以及这段时期的东欧巨变，似乎都验证了现今美国思想的胜利。记得在评价苏联分化时有人说过，失败的是共产主义者，而非共产主义。谁是谁非已无人关注了，89后的中国人似乎一下子清醒过来了，“金钱至上”理论成了大多民众和众多政府职员的思想。贪污腐败在九十年代好像不再是杂草，反倒成了庄稼，经过悉心的栽培，逐渐茁壮成长。这是思想迷茫的体现，和美国六七十年代的摇滚的流行本质上没什么不同，只是形式上不同而已。十年后的99年，中国终于和美国达成了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协定，和其它国家的交流更加频繁。在愈来愈了解世界的同时，中国人逐渐找回了自我。不再像原来盲目的西化，为了西化而西化的年代也一去不复返了。
传统接受现代的挑战，如果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界的话，如今已有166个年头了。中国传统思想或者说传统哲学已经遍体鳞伤，顽强的抵抗，屈辱的臣服，奋勇孤立的再次建立，万众一心的再次推倒，······跌跌撞撞终于走到今日，虽然还没完全站稳，伤疤还未痊愈，但已经依稀看到未来稳健的步伐，毕竟最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
中国的思想走向何方？中西合璧。融入佛教以后，中国思想日渐成熟，但平等这一重要的思想始终没能融入，经过这一二百年，中国逐渐清醒，平等哲学是可以吸纳的。虽然还有很多很大的困难，但这一潮流是无法逆转的。内圣外王众生平等即是中国未来的方向。体制上多党执政，宗教上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尊，哲学上内圣外王众生平等，其实这是统一的。
中国何时才能走向自由民主呢？首先要搞清楚一个问题，自由民主是众多条件满足后的结果，并不是开放言论自由等就能做到的。春秋时期的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估计很多人还都记得，试问，齐王开放言论自由，等级制度依然非常严格的齐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吗？现今中国，提到县长市长省长等职位，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哦，当官的”。老百姓，当官的，为民请命，惩处贪官，这些词汇到处可见。可见平等民主并不深入人心。依旧是百姓，仍然是官员，报纸上还会写南巡。凡此种种，就是中国现状。当然这和政府部门行使功能有关，这种功能被整个中国称作权利。政府里的人不应该是公仆，更不应该是官员，仅仅是一个职位而已。大家都是平等的，哪来的高低贵贱。和打扫垃圾的工人，种地的农民，设计零件的白领一样，仅仅谋其职而已。在西方人们接触到的政府更像是服务业,而在中国的政府更像是古代的衙门。中国人需要的不是换了招牌的衙门，高楼大厦并不能说明就进入了现代。
中国政府现在面临很多的问题，都需要慢慢去解决。在短期内中国仍然需要专制，仍需要控制言论，但言论应逐渐放开，人政应该逐渐转为宪政。宪政的实施才能说明彻底摆脱了君王制的封建王朝。法律必须高于一切，但道德信仰等的建设必须同时跟上，西部的开发也势在必行。不能开发整个西部，也要在西部进行点的开发，面的开发，比如每个省会城市及周边地区。如果说当年只开发东部沿海和几个特区，是考虑地区上的优势和从国家安全角度考虑。那么现在国家安全这个顾虑可以去除了，东部开发并未引起动荡。东部沿海在往年的投入已经够大，在保持东部繁荣的基础上，现在西部一定要加大投资，事实并非一定是西部，而是穷困地区。投资一定要因地制宜，忌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还需避免过多的失败。说到急功近利，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定下长期的目标，在预期的时间内达到目标就是政绩，太多太少都要追究其责任，尤其是太多，中国有句古语叫做过犹不及就是说的这个道理。在西方某个工程提前完成简直不可思议，因为总有一些没有料到的问题会出现，而每天的任务已经安排满了，新问题还需要加班才能解决。但在中国提前三个月的工程比比皆是，提前一年的也不在少数。记得有个企业家说过，下班后，一律不许加班，除非他允许，否则浪费的电费谁来买单。正常的工作在正常时间内就该完成了，即使完成不了，最重要的事情肯定做完了，最紧急的不一定就是最重要的，很有可能恰恰是最不重要的。在管理学上也考虑到了这种区分。试想，如果经过专家组讨论过某一目标需要十年的时间而你只用了五年或者二十年这不是浮夸就是不尽力，还有一种可能，专家不合格。另外穷困地方思想也是需要注意的地方，否则送十头羊，全部宰吃了，根本达不到持续生养的目的。
上面插入了太多的闲话，但思想毕竟离不开国计民生。一切思想必须在个人生存的基础上才能谈论，否则都是胡扯。记得看《康熙大帝》，康熙和魏东亭躺在床上，康熙半问半答的说，东亭啊，你看我们像什么。我看是两条狗，我们为大清国看了一辈子的门啊。当今的社会，我们再也没必要高高在上，也没必要作劳累的狗，各司其职就是了。一个人杰地灵的法制国家，以良好制度为基石，灿烂的文化作底蕴，兼收天下适时的先进思想，何患散发不出动人的魅力呢？
订阅：
博文 (Atom)